王映霞晚年照片 “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 王映霞骂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2017-11-05 - 王映霞

作家郁达夫(1896-1945)出生在浙江省富春江畔的一个旧式文人家庭里。在遇到王映霞之前,郁达夫有过一次婚姻。这第一次婚姻是由母亲包办的,可是并不是一般意义上,毫无感情的包办婚姻。郁达夫1913年到1922年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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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暑假,郁达夫奉母命从日本回家与孙荃(1897-1978)订婚,郁达夫对孙荃的印象是“其貌不扬。谈吐风流,也有可取之处”。郁达夫返回日本后,二人常有魚雁往返。郁达夫在信中和她谈诗,谈书法,指导她读书、临帖,感情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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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暑假,二人完婚。1922年郁达夫从日本学成回国。秋季,他从上海去安庆执教,接出孙荃和孩子同往。次年4月,一家人难以维持生活,孙荃带着孩子重回富阳老屋。

一年后,郁达夫看不惯文坛上的“奇闻轶事”,遂“还乡高卧”。不到一星期,因琐事影响了心绪,便又想离家去北京,因无路费,孙荃拿出仅有的衣服首饰,质入当铺,筹足路费,挥泪送郁达夫远行。1925年4月,郁达夫接孙荃母子到北京居住,他则奔波于上海、广州、杭州等地,夫妻很少团聚。孙荃担负起理家育子的全部重任,对远在外地的郁达夫也十分关心。他們共同生活了八年,生了二女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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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28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相爱结婚。原配妻子孙荃如遭晴天霹雳,痛不欲生,但她有子女,必须活下去。为免受社会歧视、打击,她提出,离异不离婚,带着子女再次回到富阳老屋,开始了她五十年凄苦悲凉的孤独生活,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只身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1978年孙荃逝世,享年8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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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初,就在中国时局处于风云变幻之际,郁达夫随着南方革命军胜利北伐的步履来到了上海。在一个朋友家里,郁达夫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对他后半生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女人——王映霞。王映霞当时做小学教师,是一个新式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思想比较开放,加之她漂亮的外形,郁达夫对她一见钟情,将她视为自己灵与肉“全都救度”的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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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十岁的王映霞,面对这位年长十几岁、家有妻儿的著名作家所投递出来的感情,还处于矛盾彷徨之中。

王映霞的犹豫使郁达夫痛苦万分,他的信如雪片一样飞向她,有时居然一天两封。他写道:“映霞,两月以来我把什么都忘记了。为了你,我情愿把家庭、名誉、地位甚至于生命也可以丢弃。映霞,我从没有这样地爱过人,我的爱是无条件的。”在郁达夫的猛烈追求下,二人相爱。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

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后早夭)。

1937年8月,日本侵华大军南下进攻上海,杭州不保。王映霞携子避难,与国民党浙江省党政机关一起撤到浙西山区的丽水。郁达夫意识到他和王映霞之间有人插足,此人时任浙江教育厅厅长,名叫许绍棣,本是郁达夫的朋友,原配夫人去世了。郁达夫追到丽水,“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许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起上了武汉。”许绍棣几年以后另外结婚了。

1938年,全家到达武汉后,郁达夫截获了王映霞的几封情书,一怒之下,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这就是文章开头处,张道藩在信中向蒋碧微提到的风波。当时,张道藩随国民党政府在武汉,耳闻目睹郁达夫王映霞夫妇的争端,心有所感。

1938年7月,王映霞不辞而别。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接连两天登出同一则寻人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

郁达夫启。”这无疑致使夫妇间的矛盾急剧激化。在郭沫若、田汉等朋友的劝说下,郁达夫10月里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双方暂时言归于好,并立下字据:“从今以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

1938年年底,王映霞跟随郁达夫远渡南洋。但是,离开是非之地,并没有弥合二人的矛盾。相反,他们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更为加深了。1939年,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郁达夫将近来写的二十首旧体诗词,加以详细注释,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

这组诗词不留余地,毫无保留地暴露他和王映霞感情破裂以及王映霞与许绍棣感情发展的过程,包括不少难以启齿的家事。王映霞当然很难容忍,一连写了几封信寄到《大风旬刊》,大骂郁达夫是“欺膝世人的无赖文人”、“包了人皮欺骗女人的走兽”、“疯狂兼变态的小人”。

事情发展成互揭疮疤,冷战分居,最后王映霞远走廖内小岛,第二次离家。这次家庭纠纷,虽经朋友多方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毁家诗纪》发表一年后,双方协议离婚。

1940年8月中旬,王映霞只身返国,儿子郁飞留给郁达夫。经香港飞往战时首都重庆,郁、王两人在新加坡、香港、重庆分别刊出离婚启事。王映霞走后,郁达夫冷静下来,对她仍有思念,不免懊悔,有诗为证。可是,王映霞是再不会回头了。

1941年,郁达夫在新加坡与广播电台工作的李筱英同居。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搬出了郁家。稍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战火迫近新加坡。

1943年,郁达夫辗转逃到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姻。何丽有没受过教育,不懂华文,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9月17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暗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何丽有和郁达夫生了一子一女。郁达夫至今尸骨无存。

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大儿子郁飞曾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位拥有明显优点也有明显缺点的人,他很爱国家,对朋友也很热心,但做人处世过于冲动,以至家庭与生活都搞得很不愉快。他不是什么圣人,只是一名文人。”

“在郁达夫一生中,不知多少次被一时的激情冲动而不顾一切的做出什么事来,而这一次却是经过多次的屈辱、隐忍,积累了两年多才爆发出来的。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的火焰便吞噬一切,什么现实的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全都不在考虑之内了。

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毁家’,而在于他所痴心爱过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理解他,更不可能同样爱他,白首偕老。这是一个根本错误所造成的必然悲剧。虽然确曾有过几年幸福生活,自从郁达夫为之负债的风雨茅庐造起来,有了接近上层社会的生活,本质的分歧就已经暴露了。”

王映霞晚年还写过一篇《郁达夫与我的婚变经过》的文章,她对往事细节没有做出澄清,只是坚持否认郁达夫在《毁家诗记》里加在她头上的“情感上的背叛”的罪名,“我想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跟他做朋友不能做夫妻。

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同他性格不同。…对于婚姻,对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间的辛酸,我尝够了,我看得比大炮炮弹还来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来担保,我的一生,是决不发生那第二次痛苦了。”她后来再婚,“既不要名士,又不要达官,只希望一个老老实实,没有家室,身体健康,能以正式原配夫人之礼待她的男子”。

王映霞有此诉求倒也不足为奇。郁达夫在不少诗作中,都拿“妾”的身份给王映霞定义(比如把她比作朝云,苏东坡的妾),且他本来并没有和原配夫人离婚,王有这样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

郁达夫王映霞都已作古,可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作为郁、王两人的生前好友,被誉为中国现代爱情诗鼻祖的湖畔派诗人汪静之,在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里回忆:曾与王映霞产生暧昧关系的,不是或不只是许绍棣,而是特务机构的首脑戴笠。汪静之和妻子为了保护自己和当事诸人的安全,一直保守着机密。如今,当事的人们已经相继离世,真相大白了,可是恐怕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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